美联储开启“QE2” 煤炭价格增变数

森村进注意到，在真正的文化繁荣方面，现代商业性文化的确还存在一些无可否认的问题。

所谓工程法理学的编撰以及有关部门想把其作为高等学校法理学教材的谣传，便典型地反映了法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法学界对法律的讲授和研究，即没有严格按照知识的要求去梳理（于是法学教育变成了单纯的法条的文义诠解），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严格的规范分析方法，甚至也没有对前述西方法学传统中的规范分析方法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引介。

所以，对法律关系的研究，是法学从纯粹规范分析走向规范的实践分析的核心场域。规范分析方法主要关注法的合法性、法的运行效果、法的实体内容，全方位考察法的构成要素，由此制度事实构成规范分析的对象。【摘要】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特有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迄今为止都没有在中国法学界获得应有的位置，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是因为中国法学自身研究对象模糊从而不足以支持法学方法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法学自身缺乏学科自主性。择其要者而论，价值实证在规范分析方法中肩负着对法律之合法与非法的探究，因此，是规范分析方法的价值之维。制度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逻辑的产物。

不难想见，当法定的逻辑秩序和其实践秩序能完全保持一致时，当法律的实践秩序能像一项建筑一样，完全按照设计师的图纸（法律）来修建时，创造法律方法的必要性就可有可无了。特别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律哲学，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解决法律的知识属性问题，仍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兜圈子、打转转，为意识形态服务。私人利益的共同性因素就是公共法益。

对于疑难案件而言，如上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可能因为前提之假，而必然导致结论的非真（不正确）。但情理入法究竟是什么？它和民间规范有无区别？在我看来，所谓情理入法恰恰根据的是某种民间规范——约定俗成的民间心理、民间规范文化而处理案件的方式。那我就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找比厅长更有权威的市领导了，最终大家可以想见，当然是我方胜诉。最自由的（限制最少的）是法学的争论。

说判例或判例法的做出本身是一种法律方法，和这里要探讨的作为判例或判例法产出基础的民间规范有何关系？同时民间规范对这种方法又有何种具体的贡献？ 判例或判例法的做出，法官本身要考虑许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一种被某一社区内广泛使用的民间规范往往是法官在事实上修正正式法的前提和根据。

所以魏士德这样写道：法律渊源广义上讲，它指的是对客观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所有因素。尽管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一些成文法国家的某些领域，也在成功地将判例升华为判例法，但判例作为司法的参照在其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渊源中仅仅是配角。广霖至，招两造集广廷，以情谕下，声泪俱下，众感且悔，卒送主入祠。不论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皆如此。

[18]参见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我们知道，社会事实既有非规范意义上的，也有规范意义上的。可以肯定,民间规范对其他法律方法也一样会有可能作用。如上论述，旨在说明民间规范作为法源，乃是在当今世界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现实。

在这里，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出因为司法判决而形成的习惯（民间规范），在该判决本身的效力已无关紧要，但因其所形成的习惯（民间规范）仍然具有效力时，法官在判案中对该种民间规范的引入，事实上与其引入前述第一种习惯（民间规范）进行判决没有质的区别。所以，民间规范作为法官进行价值衡量的一个规范前提，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司法判决中。

又尽管辩诉交易的实施尚未真正进入到法院拟审理的司法程序中，但这这也不否定国家法律制度根据民间要求、借助民间规范，对价值衡量的一种必要安排。（或许有人问：为什么不在这里直接使用合理性基础这一概念？因为在我看来，法学上又实在法律外部意义上的合理性，也有再实在法律内部裁量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其如此，还不如放大合法性的概念）。

自然，这种判例及其影响很容易就成为某种习惯。（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间法 法律方法 可能贡献 。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判决的正当性、公正性才能得到承认并进而发挥之，背离这一前提，即使判决合法（正式法），也不会有效，因为它很难在实践中得到执行。因为靠讲理的司法在强权面前，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即使如此，人们有时也会引入之以对抗国家正式法在某些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1]笔者认为，中国法文化传统中司法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平息矛盾。

第二种情形是，被法院、法官、律师或当事人用来说明其主张合理、其判决合法的民间规范与现行国家正式法是完全冲突的。但该原则的例外情形——即法官即使在有国家正式法的情形下，也有可能仍然决定适用非正式法。

这样，民间规范对识别法律渊源这一法律方法的贡献也就昭然若揭。【摘要】 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事实,对法律方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基于此种问题意识,对民间法可能对法律方法的贡献的研究,应该是有益的。

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仅要通过判决教育当事人，而且还要通过此教育、感染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把司法判决纳入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控制意图中。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引入某种在一定社区内被人们普遍遵行的民间规范，不只是增强判决的说服力，而且能够真正赢得民心。

融贯性是法律论证理论的又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在进行法律论证活动时，论证过程及结论要大体上做到自圆其说，不能前后矛盾。既然如此，法官据以判断的主要社会事实其实就是指那些规范性的社会事实（广义上的制度事实）。[20]过程尽管如此，但不难想见，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还是会以法定的正当程序、实体规则做包装，最后做出不乏庄严的判决。我们知道，在现代的正式法律制度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的启动，都意味着其时限的冗长、其费用的高昂、其情感代价的残酷。

因为非规范的社会事实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辩诉交易应当是较为典型的价值衡量方式。

限制最多的是在诉讼上（的争执）。其实，这也是法律方法能够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地方。

第一种情形，需要引入民间规范做出融贯性论证的可能性也很大，至少它比临时性地请求有权机关做出适用法律的解释来的更加方便、合算和理性，并且更能实现法律论证的融贯性。但即使在这里诉讼论辩活动仍然会受到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特别是民间规范的制约。

在判例法国家，引入它其实就是遵循先例。在此意义上，这种妥协又不无意义。虽然人们可能会说：法官的判决之所以有效力，不在于他正义，而在于它是法官。即使在当代中国，当人们一方面特别强调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权威性的时候，另一方面，法院和法官有时也会（甚至往往）利用社情民意或者民间规范来弥补国家法律的不足，并据以解决争议，平息纠纷。

[16]参见[美]格雷：《格雷论习惯》，马得华译。对此，因后文还要涉及，此不赘述。

这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在和案件相关的领域，国家法律空缺。法律论证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列克西这样指出：法律论证（论辩）与普遍实践论证（论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法律论辩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仅仅适用于比较典型的法治社会。古代处理案件的情形及其对案件处理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然回荡在今天的司法判决过程中。